一、宏观经济难言乐观，不良资产规模此消彼长

2021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但各国进程逐步分化，风险也有所显现。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在5.6%-5.9%左右，为50年最快增长，但受到奥密克戎变异病毒蔓延、供应链紧张、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半年增长动能减弱，同时通胀、债务、资产泡沫等宏观经济风险也有所积累。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调整，美联储带头退出量化宽松，并酝酿结构性加息，推动美元、美债走高，引导资本回流国内。国内方面，2021年三季度以来，疫情散发拖累需求，能源供给拖累生产，三季度和四季度GDP增速跌至4.9%和4%，弱于市场预期，全年增长8.1%，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优势相对收窄。此外，因疫情所处阶段不同，我国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存在一定错位，西方提前开启偏紧的货币政策，也会对我国在货币、财政政策上的发力节奏以及银行信贷资产投放策略上带来干扰，由此导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领域不良仍在积聚并不断暴露，可以肯定的是，不良资产化解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一）2021年度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

商业银行是金融系统的基石，也是不良资产最主要的供应方，截止到2021年末，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73%，同比下降11个BP，连续五个季度出现下降。其中，大型银行不良率1.37%，同比下降6个BP，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率1.37%，同比下降了13BP，城商行为1.9%，较上年同期上升了9个BP，农商行不良率3.63%，下降了25BP。

上述数据显示，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与国有大行持平，中小银行不良率仍处高位、民营银行不良率则有所下降。2021年四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较2021年三季度有所下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三季度上升0.09个百分点），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三季度上升0.04个百分点，民营银行的不良率较三季度下降0.05个百分点。除民营银行外，主要类型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下降，但中小银行的不良率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依然很大。

纵向对比看，202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2.85万亿元，增速回到了5.4％，较上年同期下降6.6个百分点，是最近几年首次低于10％。从过去几年的走势来看，不良资产余额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遏制，资产质量改善明显，不良资产上升幅度已大幅低于资产增速。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1年银行核销不良贷款金额达10299亿元，较2020年减少1881亿元，同比降低15.4%，自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连续四年核销呆账均超过1万亿元，首次出现转折。由此可见，经过近几年的集中释放，银行类不良资产规模增长已进入一个平稳期。

（二）2021年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资产概况

疫情冲击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依然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出清，违约从金融体系的外围逐步蔓延到核心圈层，风险爆雷从过去的星星点点到如今的星火燎原，集中释放。在资本市场上，2021年募资越发困难，全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募集金额1445.5亿，同比下降50.47%。投资总额和投资数量依然下滑。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依然高企，全年市场累计有37家企业发生违约，违约债券规模1076亿元，其中地产板块违约成重灾区，达到17家，金额799.17 亿。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表现也不甚乐观，据保守估计，来自信托、租赁、银行理财子、资管公司等非银部门的不良资产供给也已接近9000亿元。未来风险集中爆发的趋势或将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伴随着疫情期间贷款展期支持政策逐步退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加速劣变，信托、融资租赁等行业不良资产规模激增。

在信托行业，据最后一次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626个，风险资产规模合计6431.03亿元，环比增加660.56亿元。从同比来看，信托项目的数量和风险资产规模同比增幅分别为61.63%和127.20%；信托业资产风险率为3.02%，较2019年年末提升0.35%，创下历史新高。自2018年一季度起，到2020年一季度，信托资产风险率已连续九个季度上升，后续信托业协会便不再公布风险数据，但受到金融去杠杆、强监管的宏观政策影响，部分信托公司前期高速发展积聚的风险开始加速释放，导致信托机构近年来频繁暴雷，尤其是在《资管新规》落地之后，面对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监管政策，去通道、回归本源、业务结构调整的阵痛加剧，资产风险率、风险资产规模等均明显上升，风险化解压力更加紧迫，预计风险爆发期仍将持续1-3年。根据行业不完全统计，未来信托业风险资产规模预计超过万亿。虽然信托机构都在积极开展自救，并根据资产类型采用不同的处置模式，但模式依然较为单一，2021年5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推进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通知》，同意信托机构与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合作处置信托机构固有不良资产和信托风险资产。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虽然会引导信托机构开发对外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新格局和新思路，推动建立信托风险资产处置的市场化机制，但信托业务大都属于单一项目、规模较大，大多只能通过破产重整、并购重组等方式处置，目前拥有承接此类业务能力的专业机构仍属凤毛麟角，风险资产的市场消化仍需一定时间。

租赁行业整体不良率和拨备水平依然持续上升，根据毕马威《2021年度中国租赁业调查报告》显示，资产信用风险管理仍是租赁行业的工作重点。其中，金融租赁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的不良水平分化明显，融资租赁公司平均不良率显著高于金融租赁公司，整个租赁行业不良资产规模近千亿元。租赁行业不同于其他金融行业，其资产大都以机械设备、医疗器械、汽车、船舶等动产为主，资产非标性强、处置难度大、专业度高，这就决定了租赁行业不良资产市场专业壁垒更高，亟需具备特殊专业背景或产业背景的机构入局化解不良资产。

（三）2021年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坏账概况

实体经济中的不良资产规模暴露高发期从2018年一直延续到2021年，同时考虑到整体市场环境的变化，新冠疫情的影响，资产结构的调整，风险偏好的变化，企业经营压力增长，偿债能力堪忧，2021年年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3%，一直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8.8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3%；产成品存货5.40万亿元，增长17.1%，流动性风险仍不容忽视。更有甚者，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模式的深刻变化，企业破产增多，大型企业风险突出，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仅2021年，破产案件公告就已多达59290件，比上年增长59.5%。本年度有77家上市公司被实施ST，20家公司退市，退市数量为历史新高。

具体到细分行业上，2021年以来，疫情冲击下各类企业举步维艰，尤其是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冲击更为严重，即便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延期复工等积极政策，依然不能抵消本次疫情对企业的巨大损失，这其中不仅包括经营收入，经营成本，还包括由于延期履约或无法正常履约而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进一步恶化实体企业融资能力，导致资金链日趋紧张，上下游企业经营能力下降。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则正式步入寒冬，以恒大为代表的多个大中型房地产企业出现美元债违约、银行贷款违约等债务风险事件，蓝光、奥园、花样年、佳兆业、阳光城、阳光100接连出现流动性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并可能对国内房地产销售市场的预期产生了中长期的深远改变。整体而言，在需求下滑、通胀低迷、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经济遇冷和偿还债债务的双重压力仍将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衰退风险仍在不断累积，部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或将逐步沉淀形成的坏账继续增厚不良资产储备。

由此可见，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近年来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整体市场环境的变化，资产结构的调整，风险偏好的变化，在新冠疫情和周边战争的冲击下将进一步加剧转型摩擦，导致不良资产供给仍将维持在一定规模。

二、不良资产竞合格局打开，群雄逐鹿蓝海渐变红海

（一）不良资产行业生态体系

不良资产出让方主要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这三类机构作为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出让方，通过直接出售、委托处置等多种方式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处置方；在一级市场上，目前处于不良资产中间处置环节的主要有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外资系资产管理公司四类。它们既是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接收方、处置方，也是不良资产生态链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既可以将其收购的不良资产包通过处置、重组、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与不良资产包债务人的关联企业、上下游企业或者财务投资者达成处置协议实现盈利，也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经营模式逐步提升企业资产价值，最终通过资产置换、并购、重组和上市方式等退出，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实现资产增值，获取收益。还可以通过再次出让，将不良资产包整包或分包卖给二级市场上的非持牌民营机构、个人投资者、秃鹫基金等，赚取利差收益。二级市场主体则主要是非持牌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具体包括民间资本成立、专门从事不良资产管理业务的一般企业；大型企业集团设立并以处理企业集团内部不良资产为主的财务公司；从事不良资产清收、并购重组等业务的民间机构，以及境外投资者和秃鹫基金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拍卖公司及资产评估机构等周边市场共同构成了不良资产行业的生态体系：

在这一完整的生态体系中，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外资资产管理公司是整个不良资产行业运行的核心枢纽。现逐一分析如下：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有五家，其中，四大AMC（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第一次不良资产处置浪潮，初期负责接手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积攒的大量不良资产，以此支持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前行，随后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控股集团，成为不良资产经营的中坚力量。第五家AMC银河资产于2020年12月16日获准开业，系第一家以券商为股东背景的全国性AMC。受到监管导向的影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2021年逐步收缩多元化业务空间，如华融已在2021年度已清出华融消金、华融证券、华融金租、华融湘江银行、华融晋商、华融期货等牌照，长城、东方也在陆续剥离非主业资产，转型阵痛过后，主业聚焦将会更加明显。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系基于银监会2013年《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而成立，以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伴随着地方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展业手段也从单一的收购处置向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多种方式转型，截止到2021年末，获得银保监会批复开展不良资产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多达62家，但近年来监管真空让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出现异化为“影子银行”的趋势，目前已引起银保监的高度重视，回归主业规范运营料必成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系根据《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成立，专司银行债转股业务的金融机构。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弥补了商业银行在权益性投资领域的空白。同样作为深耕不良的重要市场主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部分业务模式上有一定的重叠（如市场化债转股等），但三者的市场定位、资源禀赋、展业空间、政策环境仍具有较大差异，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行已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用于开展债转股业务。

外资进驻方面，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明确，中国颁发新的全国范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牌照时，对中美申请者的审核条件也将一视同仁。2020年2月17日，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542亿元，逐步开始布局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而早在2016年便进入中国不良资产行业的孤星基金，则在2021年开始逐步出售境内存量资产项目，逐步退出中国市场。

整体而言，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数量增长迅速，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将不良资产市场格局由原来的“四大AMC”寡头市场逐步分化为“5+2+银行系+外资系+N”的多元化格局，行业集中度降低，市场化程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二）不良资产行业新态势

1、行业处置及管理能力偏弱、已成业务发展掣肘

国内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加上各金融机构经过前几年的大量出表，2021年不良资产项目呈现出明显的“大”且“难”的特点，当前出现问题的企业大都资金链紧张，只能通过对外进行大量借款应对到期债务，从而导致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潜在债务难以调查，无法具体确定债务金额。而且企业借款较多，对外抵押资产情况也较为复杂，大多存在重复抵押、保全查封、冻结资产等情况，对不良资产收购造成较大困难；另外，各家债权人利益难以调和，导致业务开展进度缺乏效率。

更为严峻的是，在2020年3月新修订的《证券法》落地后，经过一年的市场消化，上市公司制度逻辑发生重大变化，这在在重塑资本市场生态的同时，也将上市公司的多年积弊暴露于市场之上，如2021年1月海航宣布开启破产重整进程，10月重整方案落地，海航一分为四，债权1.1万亿，这场耗时5年的危机处置才基本落幕，2021年共有25家上市公司启动破产重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启动破产重组有17家，另外有一家对参股公司实施破产重组，涉及破产重组的公司数量共有43家，而法院受理破产重整项目也以万计。

凡此种种，导致以往收购转让、催收、诉讼（仲裁）执行、处置抵押物等传统作业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不良资产经营的现实需求，而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基金、股质纾困业务等创新业务模式则需要更加专业的优质资产筛选能力、资产估值识别能力、法律梳理确权能力和金融资源整合能力。但目前拥有这些专业能力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仍屈指可数，导致资产端的供给与作业端的需求之间张力日显。

2、零售业务不良机遇挑战并存、炒作追高后渐理性

2021年1月银保监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正式批准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首批4单项目在2021年3月1日即完成竞价，年内多家国有行和股份行跟进挂牌不良资产包。截至2021年末。有包括6家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内的18家大中型商业银行准予通过批量转让模式处置零售类不良资产。从实际开户情况看，银行类金融机构连同经营机构（分行）总开户数量达到195家。资产管理公司方面，5家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均完成开户，连同经营机构总开户数量达到了109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49家已完成开户，占全国59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83%，整体参与积极性较高。

在资产挂拍方面，2021年全年试点机构共有50个零售资产包在银登中心挂牌申请转让，债权金额合计56.61亿元，其中本金合计19.42亿元，涉及债务人9332户，涉及资产29114笔。平均来看，单个资产包规模1.1亿元，但实际上各包规模差异较大，最大金额11.5亿元，最小的仅有56万元。资产类别包括个人无抵质押贷款（17个资产包），个人经营贷（17个资产包），个人消费贷（13个资产包），个人消费和经营混合与信用卡透支资产（3个资产包）四大类。从转让债权总金额看，个人经营类贷款规模最大，合计34.8亿元，占比61.6%，而信用卡透支仅有1157万元。上述50个资产包的加权平均逾期3.90年，逾期时间较久、清收难度较大。借款人的加权平均年龄为44.22岁，从收入增长水平来看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已诉讼的客户数为7377户，占全部借款人的79.05%，多数债务已进入司法催收流程。下半年供应逐渐增加，个贷不良资产价格回落，从最开始的五折跌到2-3折甚至0.58折。12月30日，广发银行杭州资产包流拍标志着市场已开始回归理性。

整体而言，零售类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自2012年被《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限制以来，已停滞了近10年时间。期间整个监管环境、信息技术和业务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通知》在一定程度上对业务规则进行了澄清，但在征信报送、监管报送等层面仍有大量技术细节有待明确或有待完善，尤其是在资产估值和后续清收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市场或将持续保持观望态度。

3、一级市场竞争加剧成红海、压缩流转盈利空间

持牌主体扩容导致一级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其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到监管政策的压力，不良资产收购力度不断加大，回归本源以求更加积极的参与主营业务、努力将牌照优势转化为专业优势；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方面，《中国银保监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发，在扩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业范围（纳入企业纾困、破产管理人、信托风险处置等业务）的同时，设定了每年新增投资额中主营业务占比不低于50%，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投资额不低于25%，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3倍等监管要求，敦促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脱离“影子银行”规范发展，套利空间不断收窄；而外资不良资产经营机构方面，伴随着“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的逐步落地，不良资产行业正式开放，虽然外资机构拥有雄厚的资金储备，成熟的估值技术和完善的处置手段，但在适应中国市场过程中，势必会经历一个本土化落地的过程，期间试错也会一定程度上扰动市场信号。

此外，在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当前不良资产出现了处置难度增加、处置速度减慢、处置回收率下降等问题，从而不断推高不良资产流转的诉求，但与之相反，资产价格上涨、市场竞争加剧、终端市场流动性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投资越趋谨慎，从而导致全国范围内不良资产交易二级市场普遍不甚活跃，除江浙和广东地区之外，社会与民间资本参与程度大都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良资产的交易流转。

三、不良资产机遇与挑战并存，专业造就高壁垒行业

2022年，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企稳的掣肘。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下，国家依然会将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首要任务，但无法回避的是，疫情恢复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病毒的不断变种使防控的要求进一步趋严，这将深度改变市场经济环境和居民消费习惯；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化解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在较强的政策约束下，大量房企的收入下滑，而债务，特别是外债规模却不断扩大，还款压力的提升对2022年新增房地产投资形成了较大的抑制；与此同时，疫苗接种情况较好的发达国家将在2022年迎来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将开启加息进程，这将挤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和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等在内的疫情恢复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产能不断恢复，这将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竞争压力。上述不利因素的冲击如若处理不当，将导致2022年的实际GDP增速将回落至5%以下。

把握经济与行业的周期变化规律，对不良资产行业的参与者来说尤为重要。综上看来，2022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金融风险虽然局部渐趋收敛，整体可控，但疫情冲击下仍将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而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瞻性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精准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将成为不良资产经营行业的工作重心，而如何抓住结构性战略机遇，突破转型中桎梏掣肘，将是2022年不良资产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战略机遇

1、存量与新增仍将进一步释放

一是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聚焦效应明显。2021年12月末，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3.8万亿，同比增加0.8％，已经处于近几年的较低水平。关注类贷款规模与占比的下降表明，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时间，新增不良将处于可控范围内。同时，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弱化，经济进入复苏轨道，银行资产质量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不高，但存量不良资产依然将会持续输出，具体到2022年，银行类不良资产供给或将呈现出明显的聚焦效应：主体聚焦上，中小银行不良资产供给持续增加。中小银行的客户群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较弱；较小的资产规模、较差的资产质量、较低的利润水平，在加剧了不良资产风险化解难度的同时，也提高了高风险金融机构压降的困难，尤其是对于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由此，将导致在未来一段时间，针对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要求不断提高，个性化、属地化的处置需求不断增多，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自身是否具有定制化的产品设计能力和专业化的资产处置能力，将成为是否能够切入这一市场的关键。业务聚焦上，两极化特点明显，企业金融风险大多集中在重点难点项目，只能通过破产重整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化解。与之相对应的是，零售类不良资产将以更加群聚的方式体现，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零售类不良资产的增加速度将持续快于不良资产增长的总体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居民部门负债规模急速扩张、资金杠杆率大幅提升，在疫情影响下加速风险暴露，造成零售类尤其是弱担保的资产逾期乃至不良集中爆发，但零售类不良资产处置向来棘手，资产核销也需满足诸多要求，如何化解仍是未来需要市场探索的重点。

二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风险资产大规模爆发。2021年以来金融市场加速出清，未来依然难言乐观：从资产端来看，中国经济至少还有5年的减速期，整体上波动向下：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财政扩张表内规模有限、人口红利消退、房地产进入“黑铁时代”、企业去杠杆仍在途中，资产供给快速收缩，带动整体收益率下行。从资金端来看，境外金融政策扰动，将会让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整体更为克制，很难再出现大规模宽松。当资产端泡沫退潮，资金端狂欢结束，资产端收益比资金端的成本下降的更快，可以预见未来违约将会进入常态化，尤其是在 “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的当下，信托、租赁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将继续释放。但信托行业单个项目规模巨大，底层资产品类多元，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多样，而租赁行业资产非标性强、处置难度大、专业度高。这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者设定了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往往需要具备特殊专业背景或产业背景的机构才能成功入局，但较高的行业壁垒也为市场保留了较大的开发空间。

三是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化解正当其时。伴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深入推进，不良资产经营行业的经营范围还将从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扩展，但对于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更多是通过收购附重组等手段，为企业雪中送炭，化解风险；对于已经陷入危机、无法经营的企业，通过实质性重组等手段，联合产业投资人推动行业兼并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使危困企业死而复生。除了要服务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问题企业，不良资产经营机构还可以向暂时性陷入财务困境但仍有发展前景的一般企业，甚至成长、成熟型的“优质”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不良资产经营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资产收持、资产重组、资产流转三大功能，对短暂陷入财务困境的某类特殊客户群体，提供不良资产经营的特有业务服务，通过并购重组盘活存量，对低效资产实施剥离转让，支持完成技改恢复产量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债务危机，恢复生产水平，助力危机企业造血再生。

2、行业与区域仍将进一步聚焦

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结构呈现鲜明的行业差异。从近几年不良资产统计数据来看，建筑和房地产、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面临较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不良资产继续在产能过剩行业中积累。随着“房住不炒”调控政策的落实深化，问题房企出清速度加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业仍将是违约的高发行业，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较大，房企债务风险亟需关注；得益于2021年出口订单的暴涨，制造业持续回暖，不良率略有下降，但整体不良率均维持高位，预计今年仍将是不良资产出让的主要行业；批发和零售业持续受疫情反复、消费低迷的影响，虽有复苏迹象，预计不良率仍将突破10%，风险化解需求紧迫。在新增领域上，考虑到监管将继续从严遏制地方融资新增隐形债务，由此将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信用分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平台及弱资质地方国企风险仍在积累，部分城投平台将面临再融资压力，地方政府加快融资平台分类重组，也为不良资产经营提供了部分展业空间。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区域分布仍将延续以往态势。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区域，不良资产规模总量规模大，但伴随着疫情冲击的逐渐减弱，该区域不良资产规模增速将会局部趋缓，不良资产将会加速出清；环渤海区域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逊于长三角地区，不良资产规模在2019、2020和2021年持续增加，显示该地区不良资产正在加速暴露，未来或许会依然会延续这一趋势；东北地区不良资产规模或将持续走高，主要是因为落后产能积聚及新旧动能转换速度较慢，导致资产质量持续下滑，各类不良资产的化解依然是重中之重。

（二）行业发展桎梏

1、契合不良资产特点的估值定价仍是行业最大瓶颈

缺乏科学的估值定价体系一直是不良资产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根本痛点在于行业本身仍然是买方市场，交易不活跃，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按照目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流程，意向受让的资产管理公司以竞价方式参与，最终按照“价高者得”模式确定定价和最终受让方。而从2021年转让的成交结果看，最终成交价的平均水平大约在本金的40%，少数甚至超过不良资产本金金额。其间虽有部分不良资产经营机构依托自身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资产的有效经营和较大收益，但仍不排除出于市场的盲动和政策的压力，估值定价偏离资产真实价值的情形存在，在市场主体收购此类资产后极易成为内生的二次不良，无法有效发挥化解风险的作用。

2、满足当前行业需要的专业能力培育仍需一段时间

相较于上一周期，本次不良资产爆发规模更大、产业更加集中，而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色彩更加凸显，行政化手段逐渐降低，且运作中不良资产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行业的特点更加凸显，因此决定了这一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以不良资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及时跟进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综合考虑不良周期与宏观环境的发展趋势，从资金储备、项目储备、渠道储备多个维度，未雨绸缪，提前应对并快速响应宏观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只有更好的提升市场趋势的把握能力，才能不断强化不良资产管理的业务运作能力。但在现实层面，行业整体处置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却成为了制约行业快速发展的桎梏。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一二级市场的竞争加剧、资产处置的难度加大、终端退出动力不足等给行业上下游的所有参与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层出不穷的资产类别、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也对行业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3、借助“互联网+”提升行业运作质效时机仍不成熟

虽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将信贷授信和违约风险监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次元，让传统金融行业能够借助互联网的价值发现和市场发现功能，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打通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屏障，对金融资产进行优化配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不良资产行业借助信息不对称进行价值发掘的业务逻辑与互联网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良资产流转的本质是通过金融机构让渡有限私人信息以换取流动性的过程，在后期转让和处置中，有价值的线索（如债务人担保人的财产线索、影响处置的重大诉讼、潜在购买人的意愿和能力、收购处置决策信息、项目评估信息等）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衰减直至消失，资产价值也会伴随着有价值线索的消耗而不断降低，一旦某个资产包或项目进入可谈判询价阶段，围绕这个资产包的所有信息会自动转入收敛状态，以保证资产价值不再降低，而互联网信息共享与公开的要求则与不良资产业务经营出现较大的背离，让互联网应用与不良资产经营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经营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格局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是普惠共享、大众参与，关注的是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的社会群体以及相应的资产配置。而不良资产则因其风险、体量和专业性，参与者主要是机构，关注的是不良资产的收购成本与债权面值之间的回收空间，需要的是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在专业、资源、人脉的整合能力与特定不良资产的有效匹配。而互联网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即便是借助互联网的公开竞价机制，也往往只是一种迫于政策监管要求而设计的形式，真实情况大都是采用线下撮合，线上交易的方式进行，对于更为专业且复杂的经营及处置业务而言，互联网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虽然打造“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以提高处置效率具有一定前瞻意义，但在不良资产行业发展成熟之前，借助互联网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仍需较长的市场培育时间。

附一：不良资产行业主要市场主体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