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制度是近两年的新生事物。所谓个人破产重整，是指债务人在面临资产清偿困境时，在法院的主持监督下，制定多数债权人认可的债权调整方案和资产保值措施，并努力实现当下及未来的可持续财产增值，避免资产的完全清算，给予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东山再起”的机会。

目前，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已有不少城市开始进行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据报道，6月20日，我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案的债务人梁某某收到民事裁定，裁定该案已执行完毕，并依法免除了梁某某未清偿的债务，他也因此获得经济“重生”。截至目前，如深圳市中院已收到个人破产申请1635件，已立案审查411件，裁定受理破产申请117件。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一：超前消费

在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上，我翻阅了多份个人破产申请公告，有人是因为超前消费背负了巨额债务；也有人是看到股市暴涨带来的发财机会，不惜借钱炒股，也因此背了一屁股债；还有人是受疫情、公司裁员等影响，导致失业、经营不善、收入下降，短期内无法偿债。

比如，某运营商职员白先生，刚开始公司福利待遇好，并于2007年年底买了第一套房。2010年，他的女儿出生不久后，原本想用于换房的房款由于投资失败逐渐被消耗，随后，由于女儿年龄小，妻子辞职在家带孩子，房租、孩子教育、生活费逐步增多，他也没有控制自己的消费，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到2014年，由于福利待遇缩减、收入骤降，入不敷出的现象更为严重，他开始用信用卡弥补消费的缺口，利息不断增加。

除了白先生高估了自己的收入稳定性及未来增长空间，低估了孩子出生、妻子辞职、盲目投资等所叠加的资金支出压力外，不加节制的消费带来债务进一步增加。2015、2016年，白先生通过三家银行授信高达89万元，就此，他用卡养卡、以贷养贷，每年超出他收入外的消费有20万元，每年的利息也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二：杠杆投资

申请个人破产的庞先生则是另一番情形。从2014年7月到2015年3月，股市行情火爆，他也在此时开始投资股票，30万元现金全部投入股市。在满仓连续跌停后，庞先生想抄底、翻本，于是从银行贷款继续投资，到2017年12月，累计亏损182万元。

然而，庞先生仍未停手，在网友的推荐下，庞先生于2017年9月进入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资，前后累计投资140万元（个人积蓄10万元、银行贷款130万元），但是依然未能赚钱，累计亏损138万元。也就是说，庞先生前后在股市、期货市场上共亏损了320万元，其中债务约280万。

而据庞先生申报，他目前的月平均工资为6613元，名下无车无房，现金、银行存款均为0元，第三方支付平台有17.87元，住房公积金内有1.75万元。

按照庞先生的现有收入，如果他要还清所有债务，哪怕不吃不喝，将所有工资全部用于还债，也要至少30多年。

纵观庞先生的欠债过程，抱着在股市、期货市场一夜暴富的幻想，在本金仅为几十万元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借贷达数百万元，属于典型的加杠杆行为。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三：不可抗力

除了上述两类情形，另一类个人破产申请人的原因，也许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同情。个人破产申请人李某从事销售工作，2020年10月购买了一台小汽车用于业务开展，借款期限42个月，月供1883元。当年11月结婚，2021年7月女儿出生，妻子没有工作。因妻子属于高龄孕妇，孕期及产后花费了将近5万元费用。

孩子出生后，李某父母来深圳照顾孩子和妻子，各种费用增加，其中房租水电费3000元，一家五口生活费7000元，孩子奶粉尿片等1500元，社保费2000元。受新冠大流行及防疫影响，李某收入大幅减少，月入仅约6000元。为了填补日常生活所需缺口，靠信用卡和网贷周转资金消费，2年多共负债约30万。

此外，李某投资一笔钱入股了一家公司，但公司尚未盈利，无法收回本金。由于被债权人催收，已经影响李某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李某表示，自己愿意努力工作逐渐偿还全部本金，恳请法院和债权人给一个重生机会。

相比于前两位，李某因工作受外部突发因素（疫情）影响，收入锐减，同时又因结婚生子，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可以说，他的欠债大多可归因为不可抗力所致。随着我国经济回复正常化运转常态，李某工作收入有望恢复到从前甚至更高。而他的妻子也可在一段时间后，再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

如此，李某是具有一定还款能力，其欠债原因也情有可原，也因此，法院受理了其个人破产重整申请。

“一人做事一人当”除非不可抗力

从上述三类案例来看，个人破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法院需根据不同申请人的情况，及其所反映的信用程度、责任细分及偿债能力等，从而选择受理或不受理申请。

这也说明，个人破产制度面临的挑战及风险不容忽视。当下社会信用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最高法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14日，全国“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超800万。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某些老赖瞄上了个人破产制度，将个人破产制度视为新的债务逃避路径，比如将个人已有资金悄悄转移，或者“假离婚”分割及转移财产，或将房产无偿赠与他人等，然后申请破产，如此岂不是让个人破产制度成为老赖滋生的温床？

此外，各类金融衍生服务的推出、金融机构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而过度发放各类消费贷、房贷等现象，会造成欠债现象的加剧。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2年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98亿张。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有众多低门槛授信金融服务，都在向年轻人释放信号：今朝有酒今朝醉。个人破产制度的推行，是否会导致个人借债风气与金融机构房贷门槛的“一高一低”，引发更为严重的全民举债消费风潮？

在传统的民间债务体系中，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债务责任是明确的、单方承担的，而个人破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债务责任延期甚至分解。假设真的有人利用这一模式逃避债务，债权人是否有权向“查事不明”的法院、信用验证机构等追究相关责任？

法学家指出，相当数量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引入自然人破产程序，同时立法差别很大，有些国家的立法强调社会和行政方面，有些国家的立法更重视当事人的权利。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如何更好规避可能带来的风险与责任转嫁，仍需法学界、司法机构等各方不断论证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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